前日，约恩·福瑟（Jon Fosse）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已在博彩公司的赔率榜上待了十多年时间。接到来自各方的电话时，福瑟正开车前往位于松恩峡湾边的避暑公寓。约恩·福瑟是自1974年哈里·马丁松与埃温德·雍松、2011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以来首位获奖的北欧作家，这似乎在提醒全世界，诺贝尔文学奖是北欧的文学奖。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头四十年，有三位挪威作家、十余位北欧作家获得了该奖，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北欧作家出场的频率已大大降低。
福瑟是在世最重要的挪威作家，达米恩·瑟尔斯曾将福瑟与佩尔·帕特森（Per Petterson）、达格·索尔斯塔（Dag Solstad）、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称作挪威文学的四人组，不过其余三位在学术、出版等方面多有逊色，但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比之福瑟多了几分世界文学色彩。
在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福瑟几乎获得了挪威全部重要奖项。他先后获得新挪威语儿童文学奖（1989）、新挪威语文学奖（1992、2003、2019）、易卜生奖（1996、2021）、艾希豪格奖（1997）、古恩达尔奖（1999）、多布洛格奖（1999）、国家研究奖学金（2001）、挪威艺术委员会荣誉奖（2003）、圣奥拉夫勋章（2005）、安德斯·贾雷斯奖（2006）、瑞典学院北欧奖（2007）、国际易卜生奖（2010）、北欧理事会文学奖（2015）、维利·勃兰特奖（2016）、布拉吉奖（2021）。
在过去两三年时间里，英语世界对福瑟的报道与曝光陡增，这或许主要得益于《七部曲》（Septologien; Septology）的出版。《七部曲》是福瑟最重要的作品，它包括《第二名字》（Det andre namnet; The Other Name）《我是另一个吗？》（Eg er ein annan; I Is Another）《新名字》（Eit nytt namn; A New Name），它们分别是三卷本分卷，1-2、3-5、6-7。三卷本挪威版与英语版都分别出版于2019、2020、2021年，瑞典语版稍晚时间即完全推出。新近几年，他在英语世界的出版主要由“陆上行舟”（Fitzcarraldo Editions）推动。
福瑟本人担心在成书前逝世，所以七部曲的计划早期对外界保密。《七部曲》的三个“命名”（《第二名字》《我是另一个吗？》《新名字》）出自兰波。1871年兰波致信保罗·德莫尼道出了“通灵者”的箴言，在“通灵者”出现之前，兰波提及诗人是他人，也是另一个人：“我是他人，另一个人。如果铜发觉自身是铜管号，它一点也没有错。我看这是十分明显的：我参与我的思想的诞生展现：我看到它，我听到它：我举起琴弓触动琴弦：和音交响于是在各不同深度上形成它的震颤，或一跃而展现于外。如果那批老混蛋在自我之上所见无他，只是虚假的意义，我们也无需去扫除那亿万具骷髅朽骨，自无限久远的时间以来，他们盲目的智力产品不知累积有多少，同时还不停地在为作者鸣冤叫屈！[……]我说：必须成为通灵者，必须使自己成为通灵者。诗人通过长期、广泛和经过推理的思考过程，打乱所有的感觉意识，使自己成为通灵者。”
在《七部曲》中，阿斯勒是在巴门独居的画家，他失去了妻子、朋友西格夫、心爱的妹妹，如今仅有一个做渔夫的邻居陪伴他，渔夫时常拜访阿斯勒。在巴门，渔民和果农们相当孤独地生活在并不具体的挪威西部小村，这里有合作社、面包店、青年中心、小码头。青少年时期，阿斯勒给村民们粉刷住宅，有时候在上面进行涂鸦与绘画，既满足了自己的艺术渴望，又赚到了零花钱。阿斯勒在高中二年级退学，去往比约格温即卑尔根，加入了某艺术学院。
还有另一个阿斯勒，年长的阿斯勒，阿斯勒二号，他也是画家，因酗酒而住院。很多时候，一个阿斯勒和另一个阿斯勒无法被清晰地分辨，或者说他们既独自地生活，又相互扮演着彼此。在一个场景中，年轻的阿斯勒望向窗外，一辆汽车正开过，坐在驾驶座上的是年长的阿斯勒，他正带着他的画去往卑尔根。福瑟将他的人物看作声音，某种声音、关联的声音、成为合唱的声音。福瑟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艺术家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哈瓦德·维克哈根，《七部曲》也出现了阿道夫·蒂德曼等艺术家的作品。
《七部曲》发生在圣诞节前的连续七天，其间充溢着日常生活和回忆，童年的沙滩、不在这个时空的妻子、圣诞节晚宴……《七部曲》是以传记形式呈现的虚构小说，这种双重性来自于福瑟在虚构写作中经常使用自己的生活与材料。福瑟关于虚构与传记之关系的理念是：写作对他而言是逃离自己，而非表达自己。当然，《七部曲》并非自传体，在这点上，福瑟与安妮·埃尔诺大相径庭。
2015年凭借《三部曲》（Trilogien）——包含《无眠》（Andvake）、《奥拉夫之梦》（Olavs draumar）、《暮晚》（Kveldsvævd）——获得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后，福瑟在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位于南法的城堡里开篇了《七部曲》，福瑟的日语翻译的女儿嫁给了克洛岱尔的曾孙。偶然一次写作关于韦斯特兰（Vestland）的文章，文字间的大海、峡湾仿佛在福瑟的心中点亮一道道风景，色彩、气息、声音，像房间里的烛光闪烁，而这篇文章、这种情境催生了福瑟关于《七部曲》的信念与关照。他每天从凌晨五点写到清晨九点，在克洛岱尔的城堡积累了1750页手稿的大半。
之前几年，福瑟由于酗酒等一系列问题，几乎中断了写作。福瑟有很长时间的酗酒史，曾经患上严重的酒精中毒、谵妄，如果不接受治疗，他有概率会死亡，他还是重度烟民。2012年他开始戒酒戒烟，九点睡五点醒，喝少量的酒，抽少量的瑞典鼻烟，阿斯勒在《七部曲》中也进行了类似的反思与转变。他不再频繁旅行，并减少出席各种活动与演出的频次，而主要在几个居所之间折返，在给他在联盟出版社（Det Norske Samlaget）——他曾为联盟出版社担任多年顾问——编辑的邮件中他还提到自己改去咖啡馆，并皈依了天主教。这一切的发生都主要归因于他娶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还在读书的安娜。
《七部曲》三卷本扉页分别引用了《羔羊颂》（Agnus Dei）、《启示录》（Revelation）、兰波、尼采的箴言。二十多岁时，福瑟读了很多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和马丁·海德格尔的书，后来埃克哈特大师成了对福瑟影响最大的作家。在此之前，福瑟信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
如何理解福瑟身上高度现代主义与神秘的诺斯替教之间的张力呢？诺斯替教是一个救赎的宗教，但它内含了强烈的否定道路，这也是为什么卡夫卡们的思想与诺斯替教义总有所共鸣。而在诺斯替教看来，存在有一个完全超越的、异乡的神，在经历种种艰难险阻之后，他会发现回到呈现与完满的道路上来。中介于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卡夫卡，福瑟来到了那个既诺斯替、又为现代主义所言明的幽暗之境。它关乎“具体神秘主义”（det konkretes mystikk），而非“消极神秘主义”（Negativ mystikk）。
福瑟的祖母信教，祖父信贵格会，他们对宗教的热衷，在童年于谷仓的玩耍中，悄悄传染给了福瑟。七岁时，福瑟从斯特兰德巴姆的农家小院，跑到峡湾处，此时冷空气使吐出来的呼吸漂成白雾，升到冷峻的天空变成铅色云彩。福瑟跑得飞快，突然跌倒，他手中的果汁瓶在冰面上碎裂，许多碎片受力弹射，福瑟的皮肤与动脉被扎破，血流往下淌，人们围将过来。而此情此景，福瑟望着远处的家，它被笼罩在玄妙的金色之光中，仿佛自己也沐浴在其中，事后回忆，福瑟发觉这样的濒死体验实在是好极了。这个濒死的时刻迫使他开始参悟写作的奥秘。
他经常提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库萨的尼古拉的概念“有学问的无知”（docta ignorantia）。“有学问的无知”标识了从认知到真理的进路，或者循环，它最终指向的不再是上帝，而是“绝异之彼”或“全然的他者”（Der ganz Andere）。在其流传最广的著作中，库萨的尼古拉解说了那个抵达“绝异之彼”的过程，“如果我们为了上升到绝对的极大而使用有限的事物作例子，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考察有限的数学形体及其状态和性能。其次，相应地把这些性能转移到同类的无限形体上去。最后，第三步，把无限形体的这些性能以摆脱一切形体的方式再转移到单纯的无限者上去。只有这时，我们的无知才能以一种非理解的方式成为有学问的。”
评价无神论诗人托尔·乌尔文（Tor Ulven）时，福瑟称其诗有对不存在的上的无声呼吁，这个评价展露了福瑟此类观念。此外，他在《从讲述到展示再到写作》（Frå telling via showing til writing）《诺斯替散文》（Gnostiske essay）两部文集中对他的文学观多有表露。
在《七部曲》中，阿斯勒认为艺术是“闪耀的黑暗”（shining darkness），“它是什么，它是，一种光，一种闪耀的黑暗，一种看不见的光，它借居在沉默中言语的图像中，它也道出真相，然后，一旦我进入这样的视野，或这样的观看的方式，以至于并非我去观看而是什么透过我来看，似乎是[……]重要的并非字面上说的这个或那个，重要的是其他，那些在线条和句子背后默默言语的东西”。“闪耀的黑暗”显然与宗教有关，在另一个段落里福瑟有所提示。“图像的暗域总是最闪耀的，”阿斯勒想，“正是在无望与绝望中，在黑暗中，上帝才最接近我们”。
写作，在福瑟的理解中，是一种专注的倾听，也是一种对真理即阿勒西亚（Aletheia）的发现，用通俗的感受就是听从内心召唤不得不写不得不使之发生。由此，福瑟在根本意义上将写作理解为对黑暗之极的赞美，对语言、感受、创造的赞美，正是写作将无形之物充分地展现了出来，那么，写作必然像极了祈祷。
童年时，福瑟就意识到，自己似乎永远无法描述漂浮在天空中的云朵，它的图像、它的移动，而为了实现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他不得不在别处尝试。经过反复的学习、尝试，含糊、反讽，最终凝聚成神秘，不存在置入了他的小说与诗歌之中。
福瑟将他的写作命名为“缓慢的散文”（långsam prosa, slow prose），这是一种“神秘的现实主义”，或者普通生活的神秘主义。基于此，福瑟的文学又被命名为慢小说（dei sakte romanane）。“缓慢的散文”区别于短的、高强度的戏剧，它的语言以相当平和的方式呈现或流动。过去与未来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延长的现在”。
他信奉不带思考的写作即“写，不思考”（Skriv, ikkje tenk）：写作之前要思考，写作之后要思考，但写作时不要思考。创作对于福瑟来说，首先要创造一个自己的宇宙，它其中包含种种法则，同时让其可以置身其中。写作就像是聆听，在聆听的过程中，他的作品自然而然从笔下流淌出来。“我坐下、倾听，我书写听到的一切。在我动笔之前，我对整个故事和其中的人物毫无概念。那是很棒的经历。我探入了未知，并带回了某种曾经未知的东西。”福瑟说。
十六岁时，福瑟开始喜欢读书、买书，并逐渐成了专业读者。从延斯·比约恩博（Jens Bjørneboe）、塔尔耶·韦索斯（Tarjei Vesaas）、克努特·汉姆生，到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Katharina Frostenson）、塞缪尔·贝克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卡夫卡，再到托马斯·伯恩哈德、杰拉尔德·穆南，这既是福瑟的阅读史，也是他的文学史、思想史。
1989年，他在《信息日报》上读到了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讣告，才第一次了解到他，并为他深深吸引。他十几岁第一次读到奥拉夫·H. 豪格（Olav H. Hauge）翻译的特拉克尔时就被特拉克尔深深打动，后来他翻译了特拉克尔的《梦中的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im traum）。奥尔格·特拉克尔、托马斯·伯恩哈德、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的存在，使福瑟将自己定位为中欧作家。他热爱这些中欧作家们的思想、风格，也许是根源于他的斯洛伐克血统。
福瑟1959年生于豪格松德、生长于斯特兰德巴姆、卑尔根。父亲是斯特兰德巴姆的合作社主任。福瑟早早感受到与小镇的价值观不同，他的外观逐渐艺术化，他也逐渐沉浸在内心的世界。据他回忆，十二岁时，他就开始写诗。12、13岁时，福瑟写下了第一个文本，是一首歌词，逐渐地他开始写诗歌和故事。
1980年代末，福瑟就读于卑尔根大学，学习文学、社会、哲学，并顺利拿到了相当于硕士学历的候选人资格证。最重要的还是，他从朋友那里学会了，如何旅行，如何享受美酒，如何体会关于自由的处境。在大学时期，福瑟兼任了《居伦时报》的记者，而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获得了某个奖项，他被周围和环境嘉许为作家、公共人物，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身份。
毕业后，福瑟先后在《居伦时报》、《拒服兵役者》、《山毛榉》担任编辑，由于他性格内向，他并不十分喜欢新闻这个职业。
1980年代初，福瑟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剧本，并投给了联盟出版社。编辑回信说，可以尝试将其裁剪。福瑟不得不重新写了一遍，并于1983年出版，他成了一名线年，罗尔夫·萨根（Rolf Sagen）创办了霍达兰创意写作学院（Skrivekunst-akademiet i Hordaland），福瑟作为好友应邀加入，成为了一名授课老师，直到1990年代初他受聘于剧院。虽然福瑟并不喜欢教师，但是这份工作为其提供了可观的收入，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就业率只有25%。在福瑟的班上，就有一名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人物，同样相当害羞的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他在《我的奋斗》（Min Kamp）中对福瑟作了提及。
在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笔下，福瑟说话犹豫不决，充满了停顿、打磕巴、哼哼哈哈、嗤鼻，但深处仍然是自信。他教诗歌，也教克劳德·西蒙。“他愿意靠近我们，对我们在谈论的事发表他自己的意见，开始时总是严肃认真的，但这经常就会让他笑起来，以他那种几乎哼哼唧唧、半是偷偷摸摸那种笑法，他也会讲起一些他亲身经历过的小故事或者他个人的经验，这些加在一起就让人能清楚地看见他是谁。”
他几乎按照他给学生的教案，写了《船屋》（Naustet）。每一章都以杂乱的片段和重复的图像开始，“写，不思考”。《船屋》是关于犹豫不决的，关于困境的，一如卡夫卡的“在法的门前”（Vordem Gesetz）。这个主题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多有呈现，比如小说《尘封的吉他》（Stengd gitar），戏剧《名字》（Namnet）、《一个夏日》（Ein sommars dag）。死亡近在眼前，痛苦频频发生，没有决断可供人来选择。
1990年代初他开始为剧院写剧本，创作主要集中在夏天，写剧本的时期大约持续了15年。1994年，福瑟的剧本在卑尔根的国家剧院首演，这可以说是他戏剧生涯的新的开始。五年后的1999年，福瑟的《有人将至》（Nokon kjem til å komme）由克劳德·雷吉（Claude Régy）执导，并于巴黎首演；次日福瑟在生日的韵律中醒来，意识到自己成为了驰名国际的剧作家。《有人将至》如今是他最有名的剧本，其实他花了四五天就完成了。福瑟剧作最早在中国上演是2004年，他的《沙发上的女孩》被翻译和排演，2010年代以后，福瑟在中国就已相当知名。
创造于1990年代的《忧郁症 I-II》（Melancholia I-II; Melancholy I-II）以画家拉尔斯·赫特维格（Lars Hertervig）的故事为蓝本。拉尔斯·赫特维格爱上了房东的女儿海伦·温克尔曼，想和她私奔，但房东驱逐了拉尔斯。在杜塞尔多夫的学校中，拉尔斯的艺术也并不受认可，他遭遇了老师的批评，同学的嘲讽，这加剧了他在精神上的动荡。后来，拉尔斯被诊断为精神病，医生认为艺术、、诋毁妇女是其患精神病的根源，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拉尔斯随之进入了一个充满独白的世界，精神病院便是 I 的核心地带。总之，拉尔斯是永远的、根本的局外人，他死在济贫院后很久才被确认为伟大的艺术家。
从《忧郁症》《三部曲》到《七部曲》，福瑟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蜕变。如果说前者，他还在坚持世界充满邪恶、痛苦，那么后者，他再度透过邪恶，领受了怜悯和爱。今天，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福瑟本人将自己看作是存在主义和极简主义的作家，他淡化当代性，避免挑衅，他极力抵达着存在之原点，只有深入其中才能看到希望。
《忧郁症》《七部曲》可以说是艺术家小说。挪威向来有艺术家小说的传统，比昂斯滕·比昂松、克努特·汉姆生、汉斯·E. 金克（Hans E. Kinck）、西格丽德·温塞特、科拉·桑德尔（Cora Sandel）、塔尔耶·韦索斯，以至图勒·埃里克·伦（Thure Erik Lund）、卡尔·奥韦·克瑙斯高、马蒂亚斯·法尔德巴肯（Matias Faldbakken）都曾创作过此类小说。
福瑟用新挪威语（Nynorsk）而非书面挪威语（Bokmål）写作。新挪威语区别于书面挪威语，后者曾是丹麦主权时的官方与主流语言演变出来的一套语言。新挪威语的形成开始于对当时丹麦语的反抗，此后无论形态如何变迁，新挪威语始终带有某种挪威的主权意味，1929年新挪威语与书面挪威语同列为官方语言。从使用人口来说，当时为伊瓦尔·奥森（IvarAase）所支持与致力的新挪威语主要使用者是农民，而书面挪威语使用者是中上阶层的城市人。
今天，在挪威西部各郡比如韦斯特兰（Vestland），绝大多数都使用新挪威语，福瑟小时候所在的环境便是如此。新挪威语在新闻业、戏剧界、学术与教堂比较通行，这对福瑟的成长大有好处。但由于书面挪威语的优势主导地位，福瑟常常感觉如同为弱势文学（littérature mineure）写作的卡夫卡一样。此外，他为新挪威语贡献了多部重要译本，他翻过卡夫卡的《审判》、杰拉尔德·穆南的《平原》（The Plains），以及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的戏剧。
2011年，福瑟受命迁入一处叫穴居（Grotten）的住宅。穴居于1844年由亨里克·韦格兰（Henrik Wergeland）建造，是挪威较早的现代住宅，也是第一座瑞士风格（Sveitserstil）住宅，它位于奥斯陆市中心的矩形街区（Kvadraturen），该街区记录了奥斯陆早期的现代化痕迹。
经历过几番所有权变更后，1922年，国家购买、主权了穴居，并将其更新为艺术家的流动居所，亦为荣誉宅邸，为艺术家及其遗孀提供终身的居住权利。在福瑟入住之前，克里斯蒂安·辛丁（Christian Sindin）、阿努尔夫·欧弗兰（Arnulf Øverland）、阿尔内·努尔海姆（Arne Nordheim）及其妻子或遗孀也曾入住。塔尔耶·韦索斯也曾受邀入住，但他拒绝了这个邀请，他给时任教育部长谢尔·邦德维克（Kjell Bondevik）的拒绝信，被悬挂在穴居的走廊里。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