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时间观念”

　　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被杀于渐台上。以儒学思想最新形态为驱动的一场政制改革实验徐徐落下帷幕，一个历史周期宣告结束，新一轮历史周期即将展开。

　　王莽败亡的结局触及了一个政治神学的背景下对时间的理解问题，即如何判断、区分新与旧的问题。细究起来，王莽身死国灭的原因，或许正与当初推动他走上帝位、设计制度的那种观念力量重合，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换言之，王莽对时间的新旧区分的理解促成了他的野心，并且确实成就了他前期的荣耀，但也正是他对时间的理解加速了他的败亡。在这个问题的深层，则涉及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这个略显抽象的问题。更进一步言，与这个时间观念的问题紧密相连的正是尘世肉身的死亡和属人技艺的有限性。

　　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按照惯例，皇帝驾崩、新帝即位的次年春正月改元，以象征万象更新。次年，即公元1年，改元为元始元年，这个年号宣称了一个时间的新开端。就在这一年，王莽被授予了“安汉公”的名号，不到十年后，他成了皇帝王莽，由此成为中国历史自有皇帝以来第一个以外戚身份“篡取”皇权的权臣。

　　王莽的朝代取名为“新”，虽然来源于他在汉朝的封地“新都”，但显然寓意时间的更新。新莽覆灭后、东汉建立前，有一位皇帝刘玄，他给自己选用的年号是“更始”，这又是一个寓意时间重新开始的词语。也就是说，从汉哀帝驾崩到东汉建立前，时间至少有三次被宣布重新开始。

　　时间联系着宇宙的起源和发展、世界上最本源事物的发生与展开，乃至终末或无限。各种文明都有各异的时间思考和计算方式。到了现代，时间依旧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概念。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于1927年，被誉为改变了20世纪整个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6年后的1933年，海德格尔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典礼上宣读了《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同年，有好几位重要的德国哲学家也就任了新的大学校长或大学里的其他要职，一起迎接德国的新秩序。

　　海德格尔的政治抉择比后来许多人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这涉及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仍有待澄清的问题。而在中国，公元1年前后时间的不断开始，也涉及思想学术（在中国是儒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王莽其人一生的轨迹，恰好也契合时间在西汉末期的终末和重新开始整整一个周期。至于对“终末”究竟该作积极还是消极的解释，人的愿望与历史的逻辑之间呈现出一种冷酷的歧义。

　　儒学在西汉末这个特殊时间里不断召唤新的历史开端，由此选择了王莽并最终又抛弃了王莽，这个过程中王莽也在改造利用儒学来满足自己权力上的需要。王莽对理念的痴迷是真，但他所着迷的是已经败坏了的理念。这理念的败坏、滥用也就导致了人的尘世、肉体那一面的大规模混乱、败坏乃至血腥的暴死、横死。更准确地说，王莽对时间的理解偏离了人必死的、有限的肉身，过度执迷于理念的不朽带来的某种虚幻的立法“快感”，这之中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他误把某种具有理想气质的理念当作曾经实现过的、还可以再次实现于尘世的现实，因此他对时间中的“新”与“旧”的区分发生了想当然的解读，即时间的更新、世间的改良重组、历史的重新开始都意味着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

　　但正如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所发现的，这对于后世今天我们这些阅读历史、研究历史的人而言或许是非常有意思，但对于当时生活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的时代的普通人们而言却已经是极大的灾祸了。这揭示出一种历史自身的逻辑——人作为必死者、有限者，永远不要以自己的愿望和技能去尝试引导、型塑历史，不论这些愿望或技能是精神上的还是现实社会运作中的，否则就会陷入事与愿违的危险、灾难。历史向来只遵循着它自己的逻辑演化，不会因为人的某种强烈愿望或技艺而增减一分；而且，它总是一个漫长过程，且常常充满变数。假如缺乏自制、审慎的政治品质，就会导致活在时间中的人过度自信，自以为可以越出时间对自然肉身的拘限并与高尚的理念合一，用这高尚的理念来控制地表的自然尘世。

　　一般而言，历史与时间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历史的考察总少不了对时间观念的关注。当某一个历史时期频繁地出现对时间即将有一个新开端、一切都将重新开始的私下预测或公开宣告时，毫无疑问，这个历史时期正处在某种危机或危机感中。只有在一个社会普遍感到陷入终末的危机时，人们才会瞩目于一个代替自己当下的未来。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终末未必表现为明显的社会动荡或内外忧患，精神危机同样可以造成末世感、危机感。时间与空间在人类感性认知中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谈论历史和历史感，更离不开时间，因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已经成为过去时，后人不可能重新置身于当年的场景、触摸当年的人和事物，而只能在时间的过去时态中阅读、叙述过去。人们谈及历史、危机时，事实上他们在大多数情形下谈论的更多还是历史感、危机感。这就解释了一开始仅限于思想内部的精神危机——一种对危机的感觉，极有可能让人们相信一场真正社会层面的危机正在发生，由此酿成一场实实在在的危机。

　　西汉末年，整个已经高度成熟的社会实际上已陷入一场精神危机，用内藤湖南的话说，这是因为汉武帝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学问超过了实际生活所需要的进步，这种思想、理念的早熟或过度发展搅乱了社会。日益政治化、神学化了的儒学思想观念逐渐动摇汉廷政权的合法性，因为新出现而被收入皇家图书馆和官学的经书典籍、新近在学术上被抬升的博士科目在当时正是被儒学的官方代言人刘歆加以利用、整合、推出而形成的新的显学，这中间暗含的却是宣告汉家天下的末世已经来到，以及一个崭新的古代圣王治世的降临，也就是时间新开端的降临。

　　刘歆的本意当然未必是终结汉朝的天命、夺汉朝的权，但这种学术发展的新动向显然在客观上为王莽的权力扩张和巨大飞跃提供了便利。儒学思想在把帝国合法性带入危机的同时，也把自己带进危机，在这场精神危机与政治危机的互相刺激中，西汉儒学迎来了衰变，西汉王朝也迎来了真正的终结。衰变中的儒学没有终结，它借着新生的政治身体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演化，早已面目全非，不再是原来的儒学；与此同时它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此失去了政治上的话语权。

　　在内藤湖南看来，到了王莽的时代，也就是刘向的儿子刘歆主导学术时，王莽在政治上的私心就与刘歆的学术汇合了，这学术思想就开始与权术混合起来，逐渐用到歪门邪道上去了。这提示着一点，儒学假如自我克制一点、审慎一点，本来或许有机会与政治体、社会一起演化出更好一些的面貌，但历史的逻辑也正在此：一切不能假设，历史自有其逻辑，这对那些试图僭越它、驱使它为自己占取更多新世界服务的人而言，是一则充满痛感的深刻教训。同时，历史的悲剧也在于，人们往往很少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那么，“末世”与“新开端”的时间感是如何作用于人的观念，从而产生出一种现实的历史后果的呢？这之中必定有一种化学反应的机制，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推导就直接产生出来的。这就需要对这种观念反应的过程加以解释。

　　时间的新与旧、开端与终结联系于一种的观念模型。并非犹太教、基督教等一神教的专利，在儒学的早期阶段同样存在这样的世界观、宇宙论模型。在西汉末期的语境下，儒学对主要不是从毁灭的消极意义上理解的，而是从历史终结于一个好于当时现实的完美形态、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这种积极意义上理解的。

　　时间被频繁地预告即将重新开始，这意味着制度性权威不再稳固、天命出现了转移的可能。在普世性秩序里，历法、时间的计算方式总是与制度性的统治权威、天命、正统密切相关的，在古代的罗马帝制下如此，汉朝同样如此。但值得注意，这类危机在最初被人感知到时的形态往往是精神危机。颇值得玩味的是，似乎每场普遍秩序的精神危机都紧随社会物质生活极大富足的“治世”而来，假若以时人的眼光来看，很难会认为一场灾难性的天下大乱即将击穿眼下平静祥和的生活。与此相反，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一个不那么好的时代正在结束，一个更好甚至臻于完美的时代正在来临，而理想社会的实现只需要轻轻推一把就足够了。

　　但无论如何，这种历史终末的期待都仍属于精神危机。据史书记载，汉元帝格外重视儒学而轻视杀伐决断的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统治术，他本人文化艺术涵养又极高，朝廷颁布诏书、决断问题是非都要引用儒家经典，可以说已经极大地倚仗儒学统治国家。这虽然在文辞表达上日益典雅，但难免开始陷入拿实际情况套用文本、越来越难以对现实做出迅速有效反应的弊端，治理国家逐渐依赖一套规章程式的框架。这极大地背离了汉代前期武帝用人决事的不拘一格、宣帝“霸王道杂之”重视实务的传统，已经为危机埋下了种子。成帝时期这一趋势更有所加强，成帝本人就藏书丰富、通经术学问。只是在元帝、成帝时由于制度运作的成熟稳定和治理经验的积累，危机没有表现出来，一切还在惯性运转。

　　然而，经过汉元帝到汉成帝期间朝廷对儒家学术的扶持重视，到汉哀帝时期整个社会反而越来越明显地陷入一场不可逆的精神危机，而这实为整个帝国正统性、合法性或曰“天命”的危机。

　　在西汉末期，儒学对世界图景产生的新理解极大地导致了王莽改制对西汉世界的重新塑造；与之类似的是在近代西方，浪漫派对世界图景的新理解也冲击甚至彻底反转了此前西方哲学的观念，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近一个世纪中重新塑造了整个世界的政治与道德伦理面貌。西汉末期至东汉开国的这段时期不论是观念世界的颠覆反转，还是帝制的结构与运作行事方式之重塑，其意义均不亚于18世纪以来浪漫派观念对西方整体思想观念与政治演化的重塑。

　　王莽所建的国号“新”是一个帮助今人理解其中纷乱的历史纽结的关键，这之中暗含王莽乃至汉朝人比较普遍的时间观念，可以帮我们理解其中学问的新发展引起的“中毒”如何把王莽先抬到那样的位置，又紧接着将他摔入死亡的深渊。

　　新莽政权对自身的理解与王莽所实行的复古改制举措、与古文经学在西汉末的初露端倪不可分离。“新”的内涵在当时深受儒学理念熏陶而主导改制的儒生群体看来，尤其在王莽本人看来，其实就等于“复古”。

　　在今天，新当然不能等于复古，二者的内涵甚至完全相反，但这是因为现代人受到了18世纪以来现代观念变革的洗礼，对时间、价值的理解都产生了对古人观念的彻底反转。在古代世界，完全个人独创性意义的创新、革新是不可接受的，这样的“新”在古人看来并不是什么好品质，古人更强调的是在一个有悠久漫长历史的、沿袭前人优秀传统的规范中找到个人自己的位置，强调审慎、整体的连续、局部的修补、“述而不作”；同时整个世界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个完整精致的自然体，一切事物都有其固定的位置和作用，彼此互相协调，因此绝对无法承受大规模的破坏和重建，这在东西方是相通的。

　　至于完全个人独创和革命性颠覆重建的“新”，事实上是一个深受德国浪漫派影响，并具有深刻的宗教渊源和艺术根源的18、19世纪新观念。所以古人理解的“新”绝对不是今天我们通常以为的彻底革新，而是一个缓慢败坏了、变质了的世界如何回到其开端那美好、和谐状态的问题。在这点上，王莽当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古人，他所接受的儒学观念也是非常古典的观念。

　　但问题恰巧就在于，新与旧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层面，这个层面是王莽、儒学都没有意识到的。也正是这第二个层面导致了西汉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大规模衰变、重塑。

　　这要从古文经学的起源说起。汉景帝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在扩建宫殿时从孔子故居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些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儒经，这些古文经书在传抄、学习的过程中与当时人们普遍学习的、用当时文字所写的经书产生了文字、篇目、字数的差异，于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渐呈对立之势。在更深的学理层面，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也有巨大的差异，这又尤其体现在对一些政治制度、礼制的关键概念内涵的理解上。也正是类似于今天出土文献的古文经书据说记载了美好的古代真正理想的各类制度架构，这些日后便成了儒学呼吁改制的依据，进而被王莽照搬进自己的施政方针中，用来实现自己的“复古”理想。

　　问题则在于，儒学呼吁的、王莽所实行的改制，是否真的恢复了古代事实上的美好设计？这个问题对古人来说实际上是无法理解的，只有在现代人的观念场中这个问题才变得显豁起来。王莽认为自己是在沿袭一个被遗忘的、被时间埋藏起来的真实过去，“新”就是回到历史的开端来终结历史，恢复三代的礼制秩序（最主要的是古文经书《周礼》里记载的古代制度设计），但这个“失落的传统”实际上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一种被想象、发明的价值理念。

　　对于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如果依据伯林的看法，则是直到18、19世纪浪漫派观念兴起以后才有的事；在此之前，普遍有效、客观绝对的真理和一致性遍布整个世界。这个自然法贯通全宇宙的法则向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价值理念层面的问题都可以被按照事实问题的解决方法解决掉。因此，当王莽把古文经学中的三代礼制付诸改制实践时，他确实是真诚地相信这一切都可以从经书上的理念变成实际的美好制度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不是被发明的价值理念，而是本来就是事实，只是这些事实已经被湮没很久了，现在又重新被发现而已。

　　新与旧的问题看来包含着这样两个层面：王莽的“新”实际上在他心目中是“复古”，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理想付诸实践的行动都只是事实重新被发现的过程；而这“复古”的真实面目实际上又确实是一种“新”，因为它本来就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更不是什么真正的恢复过去、开端重临。

　　因此，王莽或许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个一心篡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倒处处显出他在世界观上是一个典型的古代人，他真诚地信奉儒学改制的理念，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没有概念。儒学那套理念对当时所有的儒学信徒而言都属于事实范畴。换言之，时间的确被打开了一个新起点，但这并不是回到整个时间线的开端，人的主观愿望与历史自身运行的逻辑在此出现了歧义或分叉。这样一来，王莽就掉入了一个观念的豁口，这个豁口无论如何都合不上、对接不起来：他以为是过去旧的事实恰好是新的被发明的理念，所以他努力做好了姿势预备踩下去的那块看起来结结实实的地面，实际上不过是一片思想的烟云。

　　王莽就这样一脚踩空下去，实际上是摔死在了对时间的误解和由此而来对理念世界和尘世肉身的混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