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与Tube Alloys一道工作时，便意识到这项研究工作的使用价值和战略意义，出于对的信仰，他决心把有关技术情报泄漏给苏联。但他不知道通向苏联的渠道，德国流亡组织的领导人于尔根·库钦斯基，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妹妹鲁特·维尔纳。二人一拍即合，两年多的合作，十分默契。鲁特·维尔纳的工作受到苏联红军情报局长的表扬，他说:“假如我们在英国有五个索尼娅，战争早就结束了。”
最令人惊叹的是，鲁特·维尔纳的身份始终未暴露，二战以后得以大摇大摆返回德国。40年后，一位英国资深反间谍专家，得知这一情况后，懊悔不迭:这样一桩大案，居然从他手里漏掉了。福克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同事William Perry向英国官方揭露了他泄露核机密的活动，1950年3月1日，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判处14年徒刑，1955年被特赦，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鲁特·维尔纳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干部审查，向党组织汇报近20年在国外的经历。她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她在国外做的事情，当时尚属机密。党中央干部局长维利·克灵建议她直接去找负责审查干部的赫尔曼·马特恩。她找到马特恩说明来意，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没说上几句，马特恩便打断她:丫头，不必细说了，审干报告，你也不必写。马特恩显然意识到，这个女人干过的那些事情，是他不便于知道的。就这样，基层单位不知底细的人，总认为她有20年的“空白”没向组织交代清楚，某些有“心计”的人一有机会便设法刁难她。这个为战胜法西斯贡献了20年青春的女人，忍受不了这种刁难，50岁上干脆辞掉公职，以鲁特·维尔纳为笔名开始作家生涯。
有趣的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描写的是一个德国姑娘来到中国，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一名报务员，克服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在战斗中与中国战士恋爱结婚的故事。小说带有明显自传性，扉页的题词是:“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可见她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那几年，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后来她还以自己与恩斯特在中国的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锯碗匠的铴锣》。她那部描写反法西斯女战士的传记小说《奥尔迦·贝纳里奥》，在苏联东欧各国也受到广泛欢迎。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党中央号召老革命家们撰写回忆录，向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她的一位老朋友，当时国家安全部对外宣传局长马尔库斯·沃尔夫，动员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去给他部下的年轻军官做报告。他看过这些材料，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又劝她稍加整理，拿去出版，作为国家安全部成立20周年(1970年)的献礼。书稿完成后，送交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审查，不料书稿从此杳无音讯，一压便是四年。鲁特·维尔纳几乎彻底失望了，她意识到书中所涉及的机密，目前尚不便于公开。
后来她哥哥和党刊“统一”杂志主编，为她打通了直接面见党中央昂纳克的门路。她来到昂纳克的秘书室，一位秘书悄悄对她说:“你的事情有门儿”，没想到她一进办公室，昂纳克便十分轻松地说:丫头，你的书可以出版了，我读了前半部，没发现什么问题。鲁特·维尔纳却没那么轻松，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昂纳克，后半部分涉及她与福克斯向苏联提供核机密问题。昂纳克一听，顿时语塞，尴尬地说:我抽空再看看，一周后告诉你结果。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为这部书稿召开了会议，显然还征求了苏共中央的意见。后来昂纳克通知她，书可以出版，但要删掉那些机密部分，还加了一句:这是政治局的决议。其实，党的领导层意见并不一致，马尔库斯·沃尔夫就主张不必删节，出版全本，因为当事人鲁特·维尔纳和克劳斯·福克斯都先后于1950年和1955年回到了民主德国，已无密可保。最后拍板定案的自然是昂纳克，其实主要是苏共中央。现在我国流行的就是这个“节本”的译文。
这本书是1977年出版的，名叫《索尼娅的报告》(我国译为《谍海忆旧》，文艺出版社)。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完成本应在20年前做的事情:向人民和党组织汇报自己流亡期间的经历，填补上那20年的“空白”。出乎她意料的是，这本书一问世，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便非同一般，从前人们邀请她出席作品朗诵会，是把她视为一位受欢迎的作家，现在人们才知道，原来她不只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还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老革命，一位从九死一生中闯过来的女英雄。
从此以后，人们不再满足于听她朗诵作品，而是满腔热忱地请她讲述20年无形战线上的亲身经历，讲述她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作者为此书荣获国家文艺奖金，1989年德国统一之前，《索尼娅的报告》印行50多万册，受到读者广泛欢迎，还被翻译成苏联、东欧等各国文字，成为轰动一时的读物。1980年，德发电影制片厂根据这本书拍成的同名电影，使“索尼娅”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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