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自由秩序概念的人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带来了70年的和平与繁荣，它是有益的，且值得被捍卫。面临当下这一自由秩序的衰落，外交政策的传统主义者们怀念它，梦想着重建它，因为秩序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而日前出版的《自由秩序的虚假承诺》一书揭露了这种怀旧愿景的缺陷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假面。作者帕特里克·波特从自由秩序的理念出发，回顾“秩序”建立的历史，落脚于对当下美国外交政策“倒退”的分析，并对未来美国应当如何调整对外战略给出了建议。他指出，所谓自由秩序从未真正存在过，而且也不可能存在。美国野心勃勃的自由主义计划充斥着强权政治下的暴力、强制和妥协，并为世界带来了无数的非自由主义后果。当今全球社会的无序正是源于自由秩序的原生缺陷——基于规则的秩序却延续着古老的现实主义政治，大国可以独享一套标准，用非自由主义的手段，实现所谓自由主义的目标。自由秩序的承诺只是伪善。
帕特里克·波特 伯明翰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系主任、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大国政治、现实主义、外交与防御政策等，著有《自由秩序的虚假承诺》《大错特错：英国在伊拉克的战争》等。
姜一丹 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府与政党、军政关系。曾参与军队“十三五”“双重”建设项目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立项课题；在上海市人大研究会实习期间，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上海人大实践与思考”课题组等科研项目。
对于所有对西方外交政策精英所崇拜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读之作。波特博学地指出，这个秩序从来不是自由的——事实上，它永远不可能是自由的——因为它建立在对美国权力的无情使用之上。
本书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梦想进行了法医式的剖析，博学、敏锐、富有洞察力，对于那些试图理解当下局势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当政治似乎已经成为一场相互敌对的怀旧主义之间的斗争时，波特拒绝让它压制我们的想象力。他撰写了一份令人振奋的宣言，揭露了美国曾经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诱人但危险的神话。他表明，对世界的命令是粗暴的行为，该秩序的本质是最不自由的行动。波特认为，以美国为首的秩序不仅构成了对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危险煽动者的空洞回应，还使他们从中诞生。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动荡不安，越来越多的跨大西洋安全事务官员、专家学者、官僚政客、军事政要、商业财阀，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不断表达着他们对于过去时代的怀旧之情，并开始谈及所谓政治的终结。他们中有些人警告称，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秩序正处在岌岌可危的边缘，还有一些人则干脆已经为其敲响了丧钟。我们正在见证“人人所熟知的那个西方世界的终结”，曾经的“长期霸主”（long-time champion）不再享有“全球领导地位”（global leadership），一个“黑暗时代”（Dark Age）即将到来。最近，《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向32位专家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由秩序是否正处于危险之中？”其中，有26人非常确定地给出了肯定回答。
如果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许诺人们摆脱、获得解放，那么自由秩序的赞美之词试图证明，美国是在借助自由主义的话语重塑世界（或大部分世界）,并以一种开明之举维护了世界安全。美国制定的规则不断对外产生影响，美国倡导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国际事务上开始发挥作用。由于其自身的自由主义属性，这个超级大国，作为战胜国，不仅行使权力，更发挥其全球领导力和深度参与能力，推动建立了促进和平的机构。美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实力为该体系保驾护航，同时也受到该体系的约束。新秩序不是基于蛮力强权，而是构建于规则与秩序之上。“美国治下的和平”摒弃了以全面战争、种族灭绝、帝国统治、残酷的地缘政治、土地掠夺、势力划分、关税保护主义集团、经济自给自足、零和博弈和暴力民族主义等为代表的旧的治国之术。不同于帝国的野蛮统治和发号施令，作为新主宰者的美国霸权则是一种基于合议治国（rule by consent）和合法权威（legitimate authority）的权力，能够提供公共产品和“灵活的强制规则”。作为世界的“第一公民”（first citizen），美国要服从于现有的世界规则、框架和协议，同时，它又是一个利维坦式的独裁巨兽（Leviathan），依赖自我约束，并借此树立权威。新秩序并不完美，它的追随者们也认同这一点。其机构需要革新和重塑。但是，新秩序还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相对繁荣，并阻止了大规模战争的发生。他们坚信，随着“丛林”卷土重来，这个世界必将陷入战争。
知识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2018年7月，43位国际关系教授在《》发布一份反对特朗普的联合宣言，随后，该领域数百名知名人士在线签署请愿书。相比其他颂扬之词，这份宣言比较克制，它将自己的主张视如不言自明的真理，诉诸权威，并描绘了一幅经过美化的历史图景，即美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服从于它所创建的制度。
他们主要认为，在一个开明的全球体系下，世界可以再度恢复秩序，由一个有远见卓识的超级大国为着人类的共同利益主导运行，并自愿约束自身以维护秩序的合法性。那些憧憬自由秩序的人们建议华盛顿重新修复遭到破坏的传统，承担起经济和安全责任，并推广自由价值观。他们提出警示，如果仅仅因为一时的失望，就要去调整美国的正统地位，不免有些反应过度。这份宣言详细阐明了像特朗普、普京这些不同角色的人对世界构成威胁的原因，但是其中的论断对它所论述的对象的态度也具有明显的武断性。假定基于规则的体系（rules-based system）是真实存在的、从一开始就值得去捍卫，正如英国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看作历史的起点。
这种政治修辞已经成为一种咒语，而且在近些年显得更加突出。这是一个新词，但它描述的其实是大西洋西海岸几代人所一直追求的理想。一位观察员指出：“当实际的自由国际秩序越来越不像其早期巅峰时期的情况，就越发有必要为其命名。”并且随着国际局势越来越恶劣，这个“咒语”更加被反复提及，仿佛不断重复念出它就能召唤失落的世界重回人间。“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这个概念在英国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重复使用多达30次，在澳大利亚2016年《国防白皮书》中重复了38次。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反复强调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既不能缓解目前的混乱局面，也不能改变离心的选民，更不能抑制美国竞争对手的野心。不同地区的民调显示，自由秩序的概念让他们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而大多数与公众的想法基本一致，即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争是一种浪费。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听众而言，这个概念更像是一种说教之辞，内容空洞乏味。
声称美国建立的秩序是一种例外、强调霸权和帝国并不相同，正呼应了曾经那些强权大国的例外主义主张。这是一种古老的幻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当时也是对自由主义和帝国关系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和银行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用类似的非帝国霸权的幻想来解读古典希腊，认为雅典对联盟的温和领导与波斯霸主的压迫性统治是有区别的。然而，希腊人经常互换使用“霸权”和“帝国”这两个词，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是国际关系中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利益最终也会有所分歧。这时，即使是温和的大国也要靠实力说话。
用委婉的政治修辞美化权力，这种世界观根本经不起质询。它忽视了历史上许多相反的例子，过分强调美国秩序下的和平中心西欧和东亚地区，这一秩序正是在权力竞争最激烈的地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它却无法解释战后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影响最深的越南战争。与所有霸权国家一样，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放松了自我约束，为挽回面子、展示信用、维持权威而肆无忌惮，无视规则。
“自由秩序”的拥护者们坚信，“自由秩序”是有益的，且值得被捍卫的。他们认为，这个战后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秩序涵盖了一系列“贸易、制度和社会目的”。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凭借其有利的地理、经济优势和人口规模以及军事优势，制定了“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各国遵循的认知框架，以及判断行动是否合法的标准”。对于其崇拜者来说，这项工程将世界重新连接起来，具有深远的意义。他们将之断代为一个自1945年盟军取得胜利以来断断续续持续了70多年的时代。美国创造了一种宪为美国仍应在国外谋求主导地位，但不应该花费太大代价输出民主资本主义。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挑战自由秩序的愿景，这种愿景将自由秩序视为一个曾经实现过的历史，而完全可以谋求回归。这些记忆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无法解决当前的困境。事实上，他们正是问题的一部分。人们对自由秩序的错误记忆往往被当作“神话历史”，用来解释历史起源、用作行动指南，但却掩盖了强权政治的内涵。当强权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神话中，这会让人们忽略了它可能导致的后果。我们的任务不应该是去调整、革新、重振、重新包装或重塑这一愿景。正是这一愿景使美国陷入如今的境地：背负着不可持续的债务，被过度和不负责任的国家权力所扼杀；在多次失败的战争阴影中挣扎；与欧洲、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竞争对手不断陷入冲突；以及特朗普的当选。这时候所要采取的谨慎做法是去纠正或至少抑制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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